每次我翻阅《木兰辞》，“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”的句子映入眼帘时，上世纪七十年代胶东乡村的冬夜光景，便会瞬间打开尘封的记忆，清晰地铺展在我的眼前。

那是被北风裹着寒气浸透的冬夜，铅灰色的云沉沉地压着屋脊，连村口的老榆树都缩着枝桠，像冻僵了的手臂。枯草碎屑被风卷着，在窗棂外打着旋儿，把窗户纸刮得“哗啦哗啦”响，街巷里，只有几声零星的犬吠，刚冒出头就被寒风噎了回去，天地间只剩下一片冷寂的黑。唯有我家的土坯房里，透出一星昏黄的煤油灯光，像冬夜里一点不肯熄灭的火种。屋里的土炕烧得暖烘烘的，堂屋里摆着一架黝黑的织布机，木质的机架被岁月磨得发亮，像浸过油的老檀木，机身上的木纹里，藏着数不清的寒来暑往。母亲坐在织布机前的板凳上，穿一件打了补丁的靛蓝土布褂子，正在织布。她是姐妹四人里最能干的一个，大舅远在沈阳的工厂里做工，难得回来一趟，家里的担子，母亲总要多扛几分。昏黄的灯光落在她脸上，映出眼角细密的皱纹，也映出她专注的眼神——双手执着枣木梭子，在纵横交错的经纱间轻快地穿梭，“咔嗒、咔嗒”，机杼声规律又清脆，穿透呼啸的风声。那机杼声穿越千年，与母亲织布的“咔嗒”声重叠，让人想起孟郊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”的咏叹，原来古今母亲的牵挂，都藏在针针线线里。就像鲁迅在《故乡》中写的，故乡的记忆总与那些“熟识的老物件”和“温暖的劳作场景”缠绕在一起，这架织布机，便是我记忆里最鲜活的印记。这声响，像极了明代沈周《暗纺词》里“车摇摇兮夜迢迢”的写照，只是母亲的夜织，不为“换米”果腹，只为让我们兄弟姐妹能穿上暖衣。“娘，歇会儿吧，明儿再织也赶趟。”我裹着薄棉被趴在炕沿上，看着母亲的影子被灯光投在土墙上，忽长忽短，像一株倔强生长的树。母亲头也没抬，手里的梭子依旧翻飞：“傻孩子，你们的棉裤还没着落，多织一寸，你们就暖和一分。”那时乡里有规矩，年前的布要赶在腊月廿三送灶神前织好，说是能讨个“岁岁安稳”的好彩头。

　　奶奶的纺车就摆在母亲的织布机旁，那架纺车早已辨不清原本的颜色。奶奶坐在蒲团上，佝偻着脊背，像一株被秋霜压弯的高粱。她的头发早已全白，用一根黑布条松松地绾在脑后，枯瘦的手指像老槐树的枝桠，握着纺锭轻轻摇动。油灯的光在她银白的发丝上跳跃，她的眼睛微微眯着，目光落在旋转的棉锭上，神情专注。棉絮在她手中渐渐抽成匀净的棉线，一圈圈缠在锭子上。这场景，让人想起茅盾《春蚕》中对农家劳作的细致描摹，更契合沈从文笔下“乡土间的劳作从不是苦役，而是藏着生活本真的温暖”的意境，奶奶的纺线，便是用最朴素的动作，编织着一家人的冬日暖意。“奶奶，你纺的线真匀溜。”二姐凑过去，伸手想摸那转动的锭子。奶奶抬手拍了拍她的手背，声音沙哑却温和：“慢工出细活，纺线和做人一样，得稳当。”纺好的线要先“浆线”，用米汤煮过，晾干了才好上机织布，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法子，说这样织出的布结实耐穿，还不容易起球。母亲常说，当年她和三个姨跟着姥娘学纺线织布，大舅在一旁看着，总说以后要在沈阳给她们买最时髦的洋布，这话，姥娘记了一辈子。

　　家里的自留地，就在村西的围子外，种着半亩棉花。秋阳高远的下午，母亲便带着大姐、二姐下地拾棉花。下午没有露水，棉花被太阳晒得蓬松。棉株不算高大，却缀满了雪白雪白的棉桃，炸开的棉絮像一团团蓬松的云，在蓝天下晃得人眼晕。母亲弯着腰，背脊像一张拉满的弓，手指在棉桃间翻飞，摘下的棉花放进腰间的粗布兜，沉甸甸的坠着。姐姐们跟在后面，小手里攥着两三朵棉花，脸蛋被秋阳晒得通红，像熟透的苹果，却笑得眉眼弯弯。这画面，颇有沈从文《边城》中“自然既长养人且教育人”的纯粹，田间的劳作与孩童的嬉闹，构成了乡村最动人的图景。“娘，你看这朵棉花，好大！”二姐举着一朵蓬松的棉絮，蹦蹦跳跳地跑到母亲身边。母亲直起身，擦了擦额角的汗，接过棉花看了看，嘴角弯起笑意：“攒着，给你小弟做新棉袄。”风拂过棉田，带着棉花的清甜气息，那气息里，藏着我们兄弟姐妹过冬的期盼。收完棉花，要摊在场上晒上几天，夜里再收起来防露水。村里，大人们凑在一起说收成、讲古，我们几个小的，就躺在一边数星星，听母亲说大舅在沈阳的新鲜事，说那里的工厂不像家里这样手工织布，却也一样离不了棉线的筋骨。

雪白的棉线，要织成布，再染上颜色，才算真正有了烟火气。织好的布匹被奶奶和母亲放进一口大铁锅里，锅里熬着蓼蓝的汁液，深蓝色的浆水冒着热气，咕嘟咕嘟地翻着泡，浓郁的草木气息弥漫了整个院子。那时村里没有染料铺，染布的蓼蓝都是自家种的，割了叶子沤在缸里，发酵后才能熬出蓝浆。原本素白的布，在染液里浸泡许久，捞出来时，已成了沉静的青色。染好的布要抻，奶奶和母亲一人拽着布的一头，双脚使劲蹬着地面，身子往后仰着，随着“嗨——嗨——”的号子声，用力将布抻得平整舒展。她们的额上渗着汗珠，脸上却带着笑意。“加把劲！抻得越平，衣裳越板正！”奶奶扯着嗓子喊，母亲应和着，号子声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回荡，粗粝，却充满力量。抻好的布要晾在绳上，路过的婶子大娘见了，总要停下脚步夸两句：“你家的布染得真匀，看着就厚实！孩子们有福，身上的衣裳，亏得你娘俩手巧能干”她们的话，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母亲与奶奶的辛劳，也应了鲁迅所说“乡土的坚韧，都藏在这些日复一日的劳作里。”

　　裁衣的剪刀“咔嚓”作响，青色的布匹，变成了我们兄弟姐妹身上的新衣。做衣裳的日子，多半选在逢集的前一天，母亲会提前把针线笸箩收拾好，里面放着顶针、剪刀，还有几个备用的线。那时乡里的孩子，新衣裳都是“老大穿新，老二穿旧，老三穿打补丁”，可母亲总想着法子，给我们每个孩子都做一件新的，哪怕布料省了又省。二姨、三姨和四姨有时会来帮忙，四个姐妹围坐在炕沿上，飞针走线，说着家长里短，说着大舅寄来的信。“大哥来信说，沈阳的冬天比咱这儿冷多了，厂里发的棉袄都是大棉袄，比咱织的布还厚实。”二姨手里捏着针线，忽然开口。母亲抿嘴笑了笑，穿针引线的手没停：“他在外面不容易，咱在家把娃们照顾好，让他少操心。”四姨凑过来，摸了摸刚裁好的布角：“等开了春，咱也学着织点花格子布，给大哥寄去，让他也穿穿咱亲手织的布。”这话让奶奶听见了，她坐在一旁纳鞋底，接口道：“还是你们有心！”屋里的煤油灯，把四个姐妹的影子拉得老长，这场景，恰似鲍溶“蚕桑能几许，衣服常著新”的真实写照，母亲用一双巧手，在贫寒岁月里为我们织就了体面，也藏着沈从文笔下“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”的朴素幸福。棉裤棉袄，带着棉布的柔软，带着草木染的清香，穿在身上，暖暖的，心里更是甜的。

　　最盼的是过年。正月初三，天蒙蒙亮，雪花飘飘洒洒地落着，把屋顶、树梢都裹上了一层白，连土路都被盖得严严实实，踩上去“咯吱”作响。按照乡里的老规矩，初三是“走姥娘家”的日子，再大的雪也不能耽搁。我们兄弟姐妹，穿着青布新衣，踩着积雪，蹦蹦跳跳着去走姥娘家。雪地里的脚印，一串一串，看着就欢喜。进了姥娘家的门，掀开门帘，一股热气混着蒸年糕的香味扑面而来。姥娘正坐在蒲团上烧水，见了我们，布满皱纹的脸像一朵盛开的菊花。她拉着我们的手左看右看，目光落在我的棉裤上，忽然捂着嘴笑出了声：“哟，俺家来了个洋夷子！”

　　我低头一看，脸“腾”地一下红透了——棉裤腰耷拉下来一截，露出里面白花花的棉絮。我赶紧用手捂住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母亲站在一旁，脸也红了，她上前轻轻拽了拽我的裤腰，又伸手理了理我的衣领，声音里带着点局促：“娘，都怪我，棉裤腰长了点。”姥娘拍了拍母亲的手，笑着摆摆手：“都是庄户人，谁家孩子的衣裳不露着棉花？等到了明年，孩子长高了，就好了！”

　　打那之后，母亲织布的时间更长了。冬夜里的机杼声，响得更勤，也更坚定。油灯的光晕里，她的身影愈发单薄，却挺得笔直，像村头那株白杨。她坐在织布机前，梭子穿梭得更快，机杼声更密。我知道，那是母亲的倔强——她不肯让孩子们在人前受委屈，她要让我们穿得体体面面，活得堂堂正正。就像孟郊笔下“意恐迟迟归”的慈母，她的爱，都藏在细密的经纬里；也如鲁迅在《热风》中所言“有一分热，发一分光”，母亲用她的坚韧，为我们撑起了一片温暖的天地。

　　后来，日子渐渐好起来，镇子上有了裁缝铺，集市上有了卖布的，又有了各色的成衣，家里的织布机和纺车，便渐渐被束之高阁，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。

　　姥爷姥娘去世的早，母亲中年时，眼睛就失明了，到了晚年，它总坐在炕上，摸索着翻出几块旧青布。那些布早已褪成了浅灰，边角磨出了柔软的毛边，却被她叠得方方正正，连一丝褶皱都没有。她枯瘦的手指，关节已经有些变形，却依旧轻柔地抚过布面的经纬纹路，一下，又一下，像是在抚摸襁褓里熟睡的婴孩。阳光透过窗棂，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，镀上一层柔和的金辉，她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什么，但嘴角噙着一抹淡淡的笑意，嘴里喃喃自语：“那时候夜里织布，总怕灯油费得多，就把灯芯捻得细细的，光暗得只能看清梭子的影子。”她顿了顿，指尖在一块布的补丁上轻轻摩挲，那补丁的针脚，比布面的纹路还要细密，“听着那‘咔嗒’声，就想着你们穿上新衣裳，蹦着跳着去姥娘家的模样，再累也不觉得了。”她抬起头，望向村西的方向，像是看见当年那片泛着棉絮的自留地，看见棉花地里的孩子。“人这一辈子啊，就像这织布，得一针一线地织，经是经，纬是纬，不能乱了章法，更不能辜负了手里的这团棉线。”她的声音轻得像一阵叹息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。她说着，慢慢将布重新叠好，放起来，像是在珍藏一段永不褪色的时光。

　　再后来，父亲母亲和姨、姨夫们，也相继离开了这个世界。那架遥远的织布机，连同煤油灯的光晕、抻布的号子、雪地里的欢笑声，都被封存在记忆的深处。

　　每当我读到“木兰当户织”，读到“慈母手中线”，那些画面便会鲜活如初。那架织布机，织出的何止是布匹，更是一段贫寒却温暖的岁月，是母亲和奶奶如《凯风》所颂的勤劳与坚韧，是沈从文笔下“乡土中国最本真的温情”，也是鲁迅心中“永不磨灭的民间力量”。这些藏在典籍与记忆里的温暖，如同永不褪色的经纬，编织成了生命中最珍贵的底色，成为我一生都汲取不尽的精神养分。